威尼斯wns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威尼斯wns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五金一是台商直接动机是转移生产据点以调整成本结构。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动机着重于利用当地廉价生产要素，继续维持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较少考虑新市场开发的积极因素，这就是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大多在投资地从事外销第三地产品生产的重要原因。

　　二是与跨国公司以品牌和技术作为投资优势不同，企业多利用外销网络和低成本作为投资优势。由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熟发展，已有的出口订单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优势。

　　三是采取跳跃式的投资步骤。由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当地低廉的经济资源，生产销往第三地的产品，因此它很少依循跨国公司惯用的渐进模式，即先在投资地外销，外销有一定成绩后再设行销据点，而后再演进为投资设生产据点。大多数企业对外投资经常省略了外销和行销据点的前置步骤，而直接进入生产据点的开设。若确有必要或机会在生产地拓展行销，它往往大多利用当地或海外华商行销网络来弥补自己的弱点。

　　四是资源调度仅限于投资地与岛内的取长补短。大多数企业的规模都不大，缺乏进行大规模跨国资源调度的资金和管理能力。所以他们一般赴海外投资时，都和岛内生产网络保持密切联系，确保在投资地只进行劳动力或土地取得的投入，而不需进行资源开发或生产的投放，如机器设备、原料及零部件大多向岛内采购。这与国际跨国公司的不同点在于，跨国公司是在多国间完成生产资源的组合，如劳动力、机器设备、管理人才、原材料和零部件这些要素的整合不限于投资地与被投资地两者之间，其中往往包括第三者甚至更多的参与者，而对外直接投资却大多限于投资地与岛内取长补短式的简单资源调度。

　　五是与母公司相对独立的管理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多雇佣当地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管理企业的运作；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主多随投资外移进行管理，若不是随企业“移民”，就是长期滞留海外亲自对投资企业进行管理。即使岛内母公司仍在运作，岛外子公司与岛内母公司之间也没有跨国公司那种明显的或绝对的等级关系。因此，早期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并不属于跨国企业，这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欠缺特征密切相关。

　　国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大体线索是：why（垄断优势理论、金融市场理论）— when（产品周期理论）— where （经济地理理论）—why + how（内部化理论）—why + when（寡占博弈理论）—when + where（国际化进程理论）—why + how +where（边际产业扩张理论、OLI理论）。

　　从研究重点上看，微观经济层次理论强调个体对外直接投资，多以市场不完全为前提，以企业各种优势为基础，重在从成本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宏观经济层次理论强调整体对外直接投资，多以完全竞争理论为前提，以宏观比较优势为基础，重在从收益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还有从产品或产业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时机和形式，以及从汇率等现代金融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发生的理论。

　　从研究方法上看，早期理论多静态分析，后期研究多动态分析。静态研究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生产区位理论、制度机构理论、金融市场理论、宏观因素理论；动态研究有：国际化进程理论、汇率理论、动态发展理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寡占博弈理论、经济地理理论、OLI理论。

　　先是将视野放在发达国家的企业上，研究其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先进技术收益最大化。海默（Hymer,1960）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维农 (Vernon,1966) 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1973）的“寡占博弈论”、格来姆（Graham,1975,1978）的“威胁互换假说”、迪克西特（Dixit,1980）的“跨国企业与潜在竞争者互动的博弈论模型”，均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基础上，总结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具备的各种优势，将“优势前提”作为核心假设，认为具备某种优势是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

　　然而，企业在大量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还只是新兴工业化地区。如果按照2005年国际上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定义（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及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直到1992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才进入发达地区，因此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早期的台商对外直接投资。

　　威尔斯(L.T.Wells, 1977)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尔（l, 1983）的“局部技术变动论”、坎特韦尔和托兰锡诺（J.A.Cantwell& P.E.Tollaention,1990）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虽然是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为基础，可以部分地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即利用自身的管理经验及技术适应性在境外市场生存，前者主要通过管理者“干中学”和“学中用”形成经验，后者是为使产品更适应当地需要而做的技术调整，因不够复杂且容易扩散而不能准确定价进行转让，只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利益。

　　1980年代出现大量对外直接投资时虽属于发展中地区，但不同的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扩大其出口市场占有率为主要目标，而非面向当地市场。1993年之前，大量台商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时唯一的考虑就是保住已有的出口市场，以求生存。

　　当时经历了30年的出口导向发展，出口市场对企业生存起着关键作用。然而随着1980年代要素禀赋条件变化，劳动成本明显上升，企业凭借低成本占领出口市场的条件随之恶化，出口市场的丧失意味着企业的倒闭。

　　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低成本优势的企业并不像上述理论所描述的那样，都具备“自身的管理经验及技术适应性”，事实上，多数台商除了有一些可供生产经营的资金和成熟技术外，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他们仍然进行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以维持其已有的出口市场占有率，而非着眼于当地市场，这是“优势运用”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巴克莱和卡森（P.J.Burkley & M.Casson,1976）提出、并经拉格曼（A.M.Rugman,1979）等人补充和完善的内部化理论，从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对企业为什么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而不是采取发放许可证、出口等方式利用优势的原因做出回答，认为由于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交易性市场失效（Transactional Market Failure）。

　　企业为了克服交易性市场失效，减少交易成本，倾向于将中间产品，包括原材料、零部件，尤其是专利、商标和信息等知识产品在企业内部转让，即以内部更有效率的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通过内部化来组织经济活动，从而取得更高利润。

　　但该理论仍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是对企业已形成技术优势后的交易方式选择作出分析，而无法解释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前发生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如果以内部化理论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同样会面对“缺乏技术优势”的困境，因为没有技术、专利、商标和信息等优势，也就没有以内部市场代替外部市场的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在没有自身优势的情况下也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目的是寻求各种优势，这是第二种思路。

　　“优势寻求”的思路较早是以空间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约翰逊（H.G.Johnson,1970）、格雷（H.P.Gray,1982）的生产区位理论强调外部市场的优势，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利用外部市场优越条件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如东道国价格低廉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等，这是人们在看待对外直接投资现象时最直观的印象，也是解释台商对外直接投资的常见观点。

　　这种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和知识产权都是可移动的，只要两个地区在可移动要素价格上存在差异，就存在潜在的利润机会，对外直接投资就会产生。

　　但该理论的假设条件是世界上只有两个地区，如果按照客观现实放松假设，世界上存在多个地区，甲地区（如中国）生产要素低廉，则乙地区（如美国）和丙地区（如）的企业都可向甲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丙地区的企业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乙地区，那么与乙地区的企业相比，丙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何在呢？

　　厂商从代工起家，即使在1980年始大量出现对外直接投资以后，仍以委托加工厂和零配件供应商为主，从事为大型国际跨国公司代工，其技术与设备多是国际上的成熟产品，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但作为受资方的中国与东南亚的开放政策却是面向全球企业的，在同样的生产要素价格条件下，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毫无优势可言。可见，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是受到限制的。

　　第三种思路是日本学者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称之为“劣势规避”型对外直接投资。

　　小岛清（K.Kojima，1971）和小泽辉智（T.Ozawa,1975）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主要是依据1960年代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形成的。小岛清将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提出二者都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

　　国际贸易按既定的比较成本进行，而对外直接投资则可以创造新的比较成本，通过向经济较落后地区转移边际产业（本地区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按比较利润率进行，但比较利润率是否与比较优势相一致，取决于产业的国内、国际竞争程度。

　　在完全竞争（或自由贸易）条件下，比较利润率与比较优势是一一对应的，即较强的比较优势对应于较高的比较利润率，于是，比较利润率较低的企业（边际产业）会将生产移至比较利润率较高（比较优势）的地区；而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比较利润率不能正确反映比较优势，比较利润率较高的企业（比较优势产业）反而会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垄断利润。

　　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这些边际产业在东道国则是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这种理论以“边际产业”的概念指出了企业经营的困境，并以“劣势规避”的思路解释了企业外移的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企业为什么不选择通过技术升级由比较劣势产业转化为比较优势产业。

　　1980年代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大多从事传统产业，如制鞋、成衣、家电等，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成为了边际产业，也就是说，在经济经过较长时间发展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劳动力成本显着上升，劳动相对价格上升，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具有优势，成为经营出现困境的边际产业。

　　为了求生存，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寻求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规避岛内生产的劣势，这种现象在和1960年代的日本都是一致的，可以用边际产业理论解释，但这些企业没有通过技术升级使自己重新获得比较优势，应该是某种特殊的原因阻碍了技术升级的进行。

　　综合以上三种思路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最典型的是邓宁（J.H.Dunning，1977）提出的“折衷范式（eclectic paradigm, OLI理论）”，有人称其为“集大成者”，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理论大杂烩”。其理论基础是要素禀赋理论和市场缺陷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间要素资源分布不均且不流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将本地拥有相对禀赋优势的产品与东道国拥有相对禀赋优势的资源相结合。

　　市场缺陷理论认为现实中市场存在两类缺陷：结构性市场缺陷（即垄断优势论的四类市场不完全）和交易实施性市场缺陷（交易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运用内部交换机制替代外部市场，避开市场缺陷。

　　前者指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而境外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所有权，包括两类：一类是各种形式均能给企业带来收益的优势，如产品、技术、商标、组织管理技能等；二类是只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才能实现的优势威尼斯wns.8885556，如交易和运输成本的降低、产品和市场的多样化、产品生产加工的统一调配、对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的垄断等。

　　后者指公司将拥有的各种优势通过内部使用而非市场所带来的优势。跨国公司对所有权优势的利用有两条途径：将资产或资产使用权出售，即资产使用外部化；或将资产自己使用，即资产使用内部化。内部化优势大小决定跨国公司是否采用对外直接投资。

　　除上述两种优势外，对外直接投资可使企业寻求区位优势（locational advantages），包括直接区位优势和间接区位优势两种。

　　直接区位优势是从“优势寻求”的角度出发，指东道国的有利因素形成的区位优势，如优惠政策威尼斯wns.8885556、广阔市场、低廉成本、丰富原料等。

　　间接区位优势是从“劣势规避”的思路出发，指企业所在地不利因素形成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优势，包括运费过高、要素成本过高、贸易保护限制等。

　　邓宁以三种优势的具备程度解释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方式的选择。即：如果仅有所有权优势O，厂商会选择许可合同式经营；仅有所有权优势O和内部化优势I，厂商会选择出口销售；只有在O、I和区位优势L都具备的情况下，厂商才会选择直接投资。该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实用性。

　　以“折衷范式”为分析框架和基础，Dunning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动态化，提出“投资发展周期模型（IDP，1981）”，中心命题是：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每个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不同，阶段的变化取决于该地区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域优势的变化。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分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四种类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也不同。

　　其中，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是指以寻求自然性资产为主的投资。自然性资产（natural assets）主要指原料、低技术工人等有形资产；与之相对应的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s）指知识、组织、机构类无形资产。

　　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是指以寻求规模经济或“跟随领导者”战略而进行的投资，贸易导向型投资（trade-oriented 对外直接投资）也属于该类型。

　　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的特征是：依据全球范围内专业化分工不同及不可流动的创造性资产的不均衡分布安排各种生产活动。

　　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的动因是通过某种方式保护和提升创造性资产。战略资产是指对企业形成和发展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价值的资源和能力，如技术和品牌。

　　Dunning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最初动因是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因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导致自然资源供给不足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企业需要到地区寻求更充裕和廉价的自然性资产；对于某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企业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以突破市场瓶颈的限制。

　　经济发展到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和动因出现分流，主流部分继续进入经济发展低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动因以市场寻求型为主，主要是为突破贸易障碍或开辟新的市场而进行的投资；另一部分则进入经济发展高阶段的国家或地区，既有市场寻求型（发达国家或地区市场规模相对较大），也有效率寻求型（分散化经营避免单一经济体周期波动带来的风险）。

　　第四阶段企业热衷于以对外直接投资来替代出口，动因以效率寻求型为主，并开始有资产增值型投资出现；第五阶段，企业跨境交易倾向于通过跨国公司而非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资产增值型为主。

　　Dunning运用上述OLI范式与IDP理论考察了1980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认为在1990年代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中的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市场寻求型，兼有效率寻求型。

　　然而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Dunning过于侧重O优势（所有权优势）和I优势（内部化优势），忽略L优势（区位优势），以致在解释厂商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行为选择时缺乏逻辑的严密性。而且，在对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的过程中，其分类也相当模糊。

　　Dunning也采用了“优势运用”和“优势寻求”的划分思路威尼斯wns.8885556，但认为，资源、市场、效率这三种直接投资的动因都是企业利用现有的优势谋取经济租，属于“优势运用”型，而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的动因则属于更高类型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某种方式保护和提升创造性资产，扩大现有优势，属于“优势寻求”型。

　　两岸学者对台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大体遵循了第二、三种思路，即优势寻求与劣势规避的理论研究，认为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本身是缺乏技术优势的，不属于优势运用类型。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及性质转变的认识，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其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均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由被动的“劣势规避”向主动的“优势寻求”和“优势运用”转变。

　　企业早期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含量普遍不高的特点，与其普遍规模偏小从而抑制企业技术升级密切相关。

　　最初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的形成是受以资本为主的要素制约，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相对丰裕的比较优势实现剩余最大化，人均可支配资本量增加，逐渐摆脱了资本对企业规模的制约，此时管理资源，即人力资本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主要制约因素。

　　企业组织规模的扩张需要两个前提，一是社会存在可供给的管理资源，二是社会的管理资源可以为企业所用。在信任的约束下，企业如果不能充分利用社会管理资源，就会遇到规模扩张的瓶颈，进而阻碍企业技术升级，当要素成本升高时，只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去寻找生产要素更为低廉的投资地。

　　信任约束首先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作为公品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还很高，企业主要依靠私人信任。

　　其次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在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私人信任有“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两种。

　　在这样特殊主义私人信任盛行的环境中，人际关系亲疏分明。由于这种社会存在较明显的内外界限，与内部人之间的交易信息租金几乎为零，因此企业主在组织规模扩张中习惯与内部人交易，这就制约了企业对社会管理资源的运用，阻碍了企业的规模扩张。

　　由于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很难有大量的技术创新，技术升级主要依赖于技术引进和大批量生产，而规模有限则不足以引进国际上较为先进的成熟技术，阻滞技术升级，一旦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企业将不得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谋取更廉价的要素，形成技术升级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这是本研究提出的早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企业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大量企业的技术升级取得显著成绩，成为各个领域的世界“隐形冠军”，拥有了自身的技术优势。其中代表性的台积电，虽然不做自己的品牌产品，但其技术优势可以获得世界大部分代工订单。

　　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综合的：在中国的设厂既是资源寻求型，也是市场寻求型；在美国的设厂既是市场寻求型，也是效率寻求型，还因美国政府施压，战略资产寻求型的特征反而不明显，如其创始人所言：在美国生产晶圆“技术、人才、配套都比不上”。

　　可见当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有不少是主动进行的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优势运用型”对外直接投资。不过，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仍然是未来台商全球布局需要发展的重点。在业态形式方面，更多由单纯的制造业，走向制造服务业，向下游延伸服务功能。

　　中国的战略资产正在迅速增加，未来会涌现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企业和大品牌公司。仍以芯片制造领域为例，从1990年到2020年，中国建造了32座生产芯片的超级工厂，而全世界地区的工厂加在一起也只有24座。

　　中国现已制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电路板。中国生产了全世界70%的硅、80%的钨和97%的镓，每一种原材料都是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中国既具有雄厚的民间发展潜力，也有高效率的政府动员能力。

　　就半导体产业领域而言，未来将是世界各国在制度、科技与人才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最有资源动员优势的制度在哪里，最有庞大资源的人才基础在哪里，最有发展前景的科技应用在哪里，最有产业配套的营商环境在哪里，这肯定是台积电等龙头企业需要战略思考的地方。